仿木釉瓷器在福建有没有市场

　　最初见到仿木纹釉瓷桶是在日本大阪博物馆，当时展示的是乾隆仿花梨木纹釉瓷桶，注明是中国清乾隆朝的官窑精品，但没有查到它的出处，只说是来自日本的私人藏家。

我那时还没查阅到清宫《活计档》中有关此桶的记载，且曾受邵蛰民《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》一书的影响，以为仿生瓷在清乾隆时期是顶峰期，书中说“清瓷彩色至乾隆而极，其彩釉之仿他物者亦以乾隆为最多最精……如仿木纹以烧桶，腰有牙箍或铜箍皆与真木桶无异”。日本大阪市博物馆在那瓷桶展示中一直备受观众喜爱，无不驻足留恋其间，赞叹不已，成为大阪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。我也由此钦佩乾隆帝对世界艺术作出的贡献。看了展览后，我一直以为此桶是始于乾隆时期创烧的，虽然知道仿生瓷，亦统称厂官釉瓷，最早创烧于康熙朝，雍正时期日趋成熟，乾隆时达到最盛，但就仿木纹桶而言，误以为是乾隆帝首创。

在欧洲的一场佳士得大拍中，我见到了此件“雍正仿花梨木纹釉瓷桶”。起初以为拍卖行在印制图录时搞错了，将乾隆写成了雍正，后在拍前的预展中我上手看了底款，确为“大清雍正年制”篆书款。当即，我被此桶的神韵震撼了，器型规正，从不同角度观察，都会被它透出的端庄和灵动所折服，木纹仿制惟妙惟肖。不上手，任何人都会以为其为木质无疑，特别是那索在桶身中间和近底足处的两条竹箍，更如真的竹篾一般，透出岁月的光晕。观者无不被它特具的艺术魅力所深深折服!不比不知道，一比，在神韵上显然胜过日本大阪博物馆那只!这立马纠正了我原先固有的认为仿木纹釉为乾隆时最佳，看来还是雍正年间更胜一筹。

据拍卖行资料显示，此桶系法国私人旧藏。我知道很多标明“某某私人旧藏”的精品大多源自“圆明园”旧藏。按此桶的精细程度看，绝非等闲之物，亦非普通陈设器。如果其真是来源于圆明园，那可能在清宫档案中能找到它的出生证明。

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翻阅《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》，竟在第一辑218页倒数第三行查到了确切的记载：“二十九日据圆明园来帖称，本月二十六日太监王玉持来花梨木纹釉瓷桶一件，说太监刘希文传旨：着将瓷桶配做木架，得时送往西峰秀色陈设。钦此。(于八月十二日做得木架一件并瓷桶一件，郎中海望持赴西峰秀色安讫。)”

此是雍正七年时的记录，史料清晰，确凿无误。而且很明确地说只有一件，这在“圆明园”陈设器中少见的(大多都是成对供奉)，原因之一，说明此桶烧制的难度，是唯一成功之作;原因之二，唐英深谙雍正帝“一统(桶)江山”的宏图大志，献一桶而合雍正帝之意。故深得雍正帝偏爱，专门下旨配置木架，将它常年陈设在圆明园四十大景观之一的“西峰秀色”殿中，可见此瓷桶的珍稀和在雍正帝心中的分量!该殿是雍正帝的寝宫，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待在这里。史料有明确记载：“它虽然占地面积只有一万平米，但景点内容十分丰富，是一座四周环水的小岛，入口位于岛的东南部，是一个木栅栏搭成的小门。过小门后是一个藤萝架起的小院，正房檐下悬挂雍正御笔‘自得轩’匾，西院为‘一堂和气’殿，殿内设宝座和床，殿西即是‘西峰秀色’正殿。”

清宫档案中更为明确地说“雍正六年(1728年)督陶官唐英进驻景德镇督烧御窑”。此桶是在雍正七年送奉圆明园，可以推断，是唐英亲自督烧后的第一年，最初最成功的得意之作。可以称为真正的瓷桶之母，至乾隆时烧制的仿木纹釉瓷桶应该称为它的子女，都由它派生出来的，所以也可以推断，乾隆时烧制的仿木纹釉瓷桶绝不会是一两件，很可能会是多件，我至今已见过三件，包括日本大阪博物馆那件，未见过的可能更多!有了首创的成功，照样复制就容易多了。因此首创这一件更显得珍贵!是一件唐英入驻景德镇后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式的作品。

仿木纹釉瓷器，是在烧制好的素瓷上，用各种低温彩料绘制好木质纹理，再行低温烧制而成的器具。其品种较多，主要体现在纹理和颜色上，以仿酸枝木纹为多，也有仿鸡翅、黄花梨。民国也有仿制，但在纹理上以及工艺上已赶不上前朝。仿木纹釉在最近几年的拍卖中价格一直不俗，究其原因，一是仿木纹釉有一种清新自然的感觉，二是精美的官窑仿木纹釉相对比其他品种要少得多。